在上海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的大楼里，我和同事一行对中国金融界的传奇人物，现任证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万建华先生进行了深度访谈。

对比他的履历，万建华先生看上去颇显年轻，且神采奕奕。他曾经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资金管理司处长，招商银行总行常务副行长，同时兼任招商证券董事长、长城证券董事长，筹建银联后担任中国银联首任董事长、总裁，后又调任上海国际集团总裁，国泰君安证券董事长。在担任中国银联总裁和董事长期间，他曾经带领银联在两年内实现银行卡全国地市级以上城市联网通用。银联如今已实现中国银行卡在全球刷卡真正的畅通无阻，万建华因此被外界称为“中国VISA之父”。

与此同时，他还创立了专门从事银行卡收单专业化服务的全国性公司——银联商务有限公司，创立了国内首家从事金融数据外包服务的银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创立了第三方支付服务提供商——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筹办了金浦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和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产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国泰君安证券出任董事长之后，万建华带动这家上海本土老牌券商开展组织架构等一系列改革，推动国泰君安各项业务指标重返行业最前列。而从历史的角度，万先生的每一次新的创业尝试，也折射和见证了中国金融业每一步的发展历程。

一卡全球通用的传奇：战略前瞻性

陈晓萍：2002年你离开招行，去了银联，你在银联的故事非常精彩。

万建华：银联的故事其实始于1993年开始的金卡工程——金卡工程由人民银行推出，就是在城市内部的各家银行发卡联网，试点城市从开始的6家后来扩展到12家，再扩展到18个城市的信用卡中心的试点。当时各家银行陆陆续续发卡，然后每家银行自己发展商户。到90年代后期，在大型商场里面出现了很多POS机，每个银行都发卡，都有一个自己的POS机，十几个银行就有十几台POS机，对商场和客户都很不方便，更重要是资源重复配置，很浪费。

在这个背景下，央行看出来必须统一。当时我预测整个金融体系和商业银行必然走向与信息技术紧密结合的道路，也就是整个金融体系必然走上金融电子化的发展之路。

当时央行领导的构想，就是通过创立一个机构，把18个城市银行卡应用统一起来，跨银行、跨区域，然后扩展到全国。跨银行，就把各个银行自己的卡品牌统一了；而跨区域全国联网，就是把商场柜台上十几台不同银行的POS机统一应用在一台POS机上。

这样一来，联网通用，银联卡在所有商家都可以用，在城市和乡村都可以用。那时最受欢迎的就是只有一个网点的机构，最典型的是农村信用社，尤其是偏僻山区的农村信用社，如果信用联社发银联品牌借记卡，他就可以响当当地向持卡人提出，我也是一卡在手，全国通用。

陈晓萍：这在当时确实是难以想象的。

万建华：联网通用的问题我们就这样基本解决了，但我觉得事情不应该就这么停住了。既然要设立专门机构来负责银行卡运用，就必须思考更长远发展的问题。第一，我们这个机构应该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机构？是行政机构还是商业机构？第二，当时银行卡各自的型号、标准、规则全都不一样，我们是否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规则？第三，光是简单联网效率肯定不行，是否要做一个更先进的核心系统去取代旧系统？第四，一个更大胆的念头冒出来：有没有可能也做一个国际支付品牌？

对于第一个问题，从上级领导的角度，完成了联网通用，任务就完成了。但是我不这么想。我希望这个机构是可持续的，是有目标和愿景的。我当时就说一定要把它做成一个企业，而不是一个行政事业单位。

我们分开调研，筹备组两个副组长各带一队，从18家试点银行卡中心里面找做得最好的5家和做得最差的5家去调研，回来都得到一个结论：做得好是因为他们有市场化的体制机制，做的不好是因为没有采用市场化体制。由于有充分调研论证，各银行开会时一致通过设立公司。

因为银联的定位是公司，所以2001年在筹备期间，我们就在筹备组里设立了两个部门，一个叫市场部，负责商户市场，是后来银联商务公司的前身。另外，针对更大胆的念头，我先提出设立了国际部，研究如何让银联走出去。不过那时说银联国际化真的是太早了，但是我认为还是要未雨绸缪、提前布局。我们招来一位海归博士，要他思考银联设立后有没有可能走出去。

陈晓萍：你很有前瞻性。

万建华：但那时候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这事能不能做成。银联设立后很快实现了银行卡联网通用。我和大家开会，说我们现在联网通用实现了，接下来我们要发银联标准卡，很重要的是要依据国际标准。虽然在国内不需要，因为在国内银联就是标准；但是如果要走出国门，不按国际标准，怎么出得去？所以我们需要去拿国际Bin号，后来还真的拿到了。银联卡是622打头的，VISA是4，万事达是5，我们拿的是6。

拿到标准是第一步。到底能不能走出去，还有两个条件：一是在业务和技术方案上与国外对接；二是有没有机构跟你合作，我于是提议去香港试试。这一步非常妙，因为香港是中国领土，联网通用怎能不到香港？

但事实上，香港是国际化大城市，如果在香港做成了，走向世界的基本条件就都具备了:标准、规则、技术对接、商家合作、市场营销等等。如果银联卡在香港刷卡消费能成，那基本上在日本、美国、欧洲市场就都可以成，拷贝复制就行了。

国际化是我们内心按捺不住的冲动，想象着这是比银行卡国内联网通用更引人入胜的目标。但是到底该怎么做，要花多少钱，能不能做成，我们心里都没有底。其实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就招来各方面的质疑：你一个银行卡支付刚刚起步的国家就想做国际品牌？你一个才成立一两年的公司就想国际化？太异想天开了。但是不管外界怎么议论，我们还是很想尝试。之所以选择先去香港，也就是想把风险压到最低程度。当时我判断如果大型国际卡组织进入中国，银联就没机会了。所以，我们必须做两件事：第一我们必须走出去；第二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银行卡受理商业网络。VISA、万事达是纯品牌机构，已经构建了全球网络，谁都不能不认它。它处于产业链的上游，是标准和规则制订者，掌握着核心系统。而我们什么也没有，我们必须构建自己的核心资源。我们的核心资源是什么？我们在中国的资源是什么？那就是所有的中国商家受理网络。所以我们必须发展自己的商务网络，建立银联商务公司，扩展自己的商务网络。这样的话，国际卡组织的外卡要进入中国市场，就要跟银联网络对接，跟银联签约。我们就可以掌握市场的主动权，也拥有了国际合作的筹码。

当时我们的公司战略会是在井冈山开的，是对于银联非常重要的一次战略会议，确定了“一个品牌，两个车轮”的战略。品牌是银联，一个车轮是银联卡国际化，另一个车轮是构建商户网络。战略对于公司发展的重要性在此时就充分体现出来了。银联未来的生存基础，未来的命运，在当时制定战略的时候其实就分析清楚、布局好了。

陈晓萍：银联卡的国际化对中国国内的老百姓有什么意义呢？

万建华：我当时提出来银联的愿景很简单直接，很容易得到国人的普遍认同，那就是“中国人走到哪里，银联卡用到哪里”。现在这个愿景已经达成，如今银联卡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用了。为此，我们银联创业的老员工如今碰到一起，都会十分怀念那一段激情澎湃的岁月，并为中国人今天能够怀揣银联卡，十分便利地刷遍全球这一目标的实现而深感骄傲。

预见未来的科技金融

陈晓萍：作为长期以来处在金融风口浪尖上的弄潮儿，你能否分享一下你看见的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的颠覆性作用？

万建华：这是个很大的题目，这几年金融界或者电子商务界的热点，我确实思考了很多。在2000年21世纪商业银行的发展趋势和策略的讲话中，以及这本《金融e时代》的前言中，我写了这么一段话：

“在以数字化生存的当今社会，一日千里发展的信息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社会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决定了人类社会的未来。对银行业而言，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并且继续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产生着意义深远的影响。在信息技术推动下，全球商业银行正在经历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

现在16年过去了，这段话依然适用，恰恰验证了是这么回事。

现在的技术已经发展到互联网金融时代了，再发展到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的时代。但总的基本道理和理念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这个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古老金融业的颠覆性变革效应，或者说全方位的深刻影响，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我有三个观察。

首先，为什么技术会对金融业产生影响？我认为是因为信息技术与金融业享有共同的基因。共同的基因在哪里？就是数字。如果把货币和财富的价值抽象掉，它们就都是数字。因为金融本身都是数字，所以科技的新发明金融马上就能用，而且金融本身还能促进技术发展：你发明了我们来用，我们金融创新应用之后又让你变成了发明。二者有交互的促进作用。

第二，客体变主体。信息技术的发展在金融领域里面后来反客为主。什么叫反客为主？技术本来被当工具，用于提高效率，原来拿算盘，现在用核心系统，实时可以看到结果；以前需要用汽车去运钱收款，现在用智能终端，瞬间就到账了。当时通过技术手段提高效率，现在怎样了呢？技术反客为主，推动金融变革。因为它们共享一个共同基因，金融使用技术本身就是发明，成为信息技术的最新应用。然后它反客为主，推动金融业的变革，产生新的金融方式，新的金融商业模式，新的金融服务，新的金融产品。没有信息技术就没有这些金融产品、服务、方式，这就是信息技术带来的反客为主的效应。

第三，反客为主之后，真正的颠覆效应就呈现出来。不只是变革，而是颠覆性变革。技术的发展引发出金融新的形式，新的服务，新的产品，甚至整个组织体系全方位的变革。我认为，金融到最后不再会区分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表象的不同是因为金融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一个更高的形式，只不过这个金融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时候的金融，但它还是金融。星空还是那个星空，不过是已经经过大爆炸的星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