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正按新发展理念奋力转型的中国，恰逢全球技术革命的浪潮，一个个由技术与资本共同支撑的中国梦，便有了落地的时代机遇，并且深刻改变着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

移动支付，是其中一个典型的后发制人的中国故事。几个世纪前最早使用纸币的中国人，现在又在全世界率先习惯刷手机付钱。而当第三方支付摧枯拉朽改写行业格局，却又脱离监管狂奔之时，大国力量果断出手，将其重新拖进监管框架。这场革命并未结束，在新秩序下，市场新力量们正在对数据展开争夺，并因此向传统金融发起了更深层的挑战。

人工智能，则随着AlphaGo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职业选手柯洁，而在中国完成了一场全民科普。事实上，这已是一个技术竞赛的重要领域。中国已经制定了要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的计划，并希望借此带来实体经济的整体升级。

传统的中国制造业，也在这波技术革命中向价值链的高端艰难攀升。随着流水线上的痛点被越来越多的发掘与解决，随着机器与人工的成本不断得到再平衡，制造业正在朝着“智”造蜕变。

连金融这样一个过去极为封闭的领域，也不可避免的被新技术搅动着。智能投资顾问与人们日益亲密起来、保险精算师们在担心会被机器干掉、麦肯锡更是预计未来2-3年里就会有30%的银行员工被取代……整个市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一场大变。

本期专题，特此聚焦于中国的这场互联网+浪潮。

第三方支付机构从通道变成入口，在二维码的助攻之下，从水滴石穿演变成摧枯拉朽之势，震惊了整个行业。

传统支付遵循的是“四方模式”，支付宝和微信后来开创的直接连通银行和商户的“三方模式”，绕过了银联，也绕过了监管。网联的成立，使新支付再度回到“四方模式”。至此，中国支付业写下了一个从逆袭到建立新秩序的中国故事。

“这是中国最近出现的无人超市，店内没有工作人员，您想买什么就通过手机扫码开门、支付。”2017年8月15日下午，两位来自欧洲的游客路过位于广州塔附近的“F5未来商店”时，随行的翻译向他们介绍说。由于手机未开通通道，他们无法进入超市，只好在门口观察。

“难以置信。”他们惊讶地对翻译说。

上海首家无人超市“缤果盒子”。（视觉中国/图）

2017年下半年，已有多家类似的无人超市在杭州、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悄然开业。消费者只需一部装有支付宝或微信且开通银行卡支付通道的智能手机，即可全程自行购物。南方周末记者在“F5未来商店”观察到，在下午六点前后的十分钟内，共有44人进入店内，10人完成购物，多为中青年人。

无人超市，是中国移动支付的一个标志性符号。而移动支付，则是罕见的中国领先全球把欧美国家也甩在身后的领域。

其发展之快，已经引得多家外媒的关注：《纽约时报》在2017年7月17日发表的报道《在中国城市，现金正在迅速过时》中称，“中国的主要城市几乎所有人都在使用智能手机支付一切费用，中国已跨入了‘无现金时代’的行列”。而在三年前，中国人都还主要以现金支付完成交易。

中国人上一次在这个领域领先全球，则是数个世纪前率先使用纸币。

随着世界最早由政府发行的纸币“交子”在四川的出现，这种更为便利的支付方式日渐流行。到了13世纪的元朝，纸币首次替代硬币在全国范围内流通，这种由桑树制成的纸钞带有官方的标志和印章，是由执政当局印发的银票，可以直接兑换成银子。

马可·波罗亲眼目睹这套货币体系的运行后，他惊呆了，“皇帝的造币厂已经掌握了完美的炼金秘诀。”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又率先把纸钞这个名词扔进了故纸堆，他们迅速习惯了刷一刷手机花钱。

这也与正在宣称要进入“无现金社会”的瑞典等北欧国家情况不同——北欧人依靠的主要是银行卡，但中国人却“跳过了”信用卡，直接从现金转向了手机支付：上述《纽约时报》报道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手机支付总额达到5.5万亿美元，是美国1120亿手机支付市场的50倍。

为什么短短几年，中国就发生了如此大规模的“支付的革命”?

移动支付的中国基石

移动支付的出现，使得中国一步跨越了西方长时间的支票、信用卡支付阶段。

这是一个典型的后发制人的中国故事。

据《无现金时代的经济学》一书作者戴维·沃尔曼观察，目前发展中国家正在发生的移动支付革命是一种“跨越式现象”。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没什么金融服务的经验，这意味着人们没有任何根深蒂固的支付习惯。

在欧美发达国家，信用卡支付距今已大半个世纪，支票的历史则长达几百年。世界上最早的信用卡并非由银行发行，而是起源于美国的一些百货商店、饮食店等——为招徕顾客推销商品，它们发给顾客一种类似金属徽章的信用筹码，允许顾客购货赊销。1952年，美国加州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发行了首张银行信用卡。而最早的支票，则早在1659年就开始在北美使用。直至今天，信用卡和支票，仍然是欧美支付的主要形式。

由数位中国人民银行官员参与合著的《支付革命：互联网时代的第三方支付》一书认为，移动支付革命能在中国发生的原因有两点：

首先，相对于欧美国家，中国人更爱用现金。2006年，中国流通中的现金占GDP比例约为13%，而美国为6.4%，英国3.5%。欧美银行发展了几百年，票据支付已成为国民难以逆转的支付习惯。而在中国，1985年中国银行珠海支行才发行了第一张信用卡。

其次，由于信用体系不健全，依托于信用的支付难以在中国快速发展。近期高盛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人平均有3.6张借记卡，但只有1/3的人拥有信用卡。

这种失衡的局面为移动支付的成长创造了土壤，因为消费者没有固化的信用卡、支票支付习惯，使得中国人能更快适应移动支付。

移动支付的出现，使得中国一步跨越了西方几十年。

《支付革命》一书写道，“在银行卡领域，中国落后欧美20年;在芯片卡时代，中国落后5年;而在互联网支付领域，中国的差距仅有一年甚至更短”。这本书出版于2014年，实际上业界公认目前中国的移动发展水平已经在浪潮之巅。

在移动支付时代，信用体系正在快速建立起来，资金流动都会留下可追踪的痕迹。如今腾讯与阿里巴巴都已建立起企业的个人信用体系，并基于大数据推出相应的信用贷款服务。

除了用户习惯，技术手段的进步则是移动支付在中国起飞的另一时代机遇。

从技术的角度，中国的第三方支付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POS机物理网络为依托，其网络枢纽是银联这一清算平台;第二阶段是以电脑的物理网络为依托，以支付宝等网上支付工具为代表;第三阶段是以智能手机终端和3G/4G高速移动通信网络为依托的移动支付，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代表。

中国的数字化支付的起点，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的“金卡工程”和15年前中国银联的成立。改革开放之初，四大国有银行相继恢复或成立，但发展到2000年，分散在全国18个城市的银行卡中心各自独立运作、互不连通，银行卡的全国受理网络难以形成。而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就已经实现了信用卡的跨国使用。

1993年，国务院启动以发展电子货币为目的的金卡工程。2002年3月，中国银联成立，意在实现银行卡全国范围内联网通用，也使得异地跨行的网上支付成为可能，中国真正的清算体系建立起来。银联立项仅两年，跨行交易成功率由成立前的不到50%提到90%以上。

彼时，在多银行接口难以互联外，另一个难题是金融网络与互联网的接口承接，因为系统繁琐、成本高，银行没有动力去做。这时，市场上涌现了第一批第三方支付机构。它们往往曾是IT企业，因为给银行开发信息系统，发现了电子商务这一支付痛点。

它们提供的是网关模式，即以中介形式连接商家和银行，帮助商家和消费者在网络交易支付过程中跳转到各家银行的网银接口。

这一时期，第三方支付只是商户到银行的通道，是银行的附属角色。

但很快，随着互联网特别是智能手机的流行，支付的逆袭之火悄悄燎原。

第三方支付逆袭

在看似壁垒森严的银行业面前，第三方支付从夹缝中生长出来，先以水滴石穿、后以摧枯拉朽的态势，震撼了整个行业。

中国第三方支付真正实现飞跃，是从网关模式，升级为账户模式。

所谓账户模式，是指大量互联网支付通过商户和消费者注册的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个人账户来完成。

在这种模式下，第三方支付机构真正作为一个平台，处于交易流程中资金和信息的重要停留节点，基于这些资金流和信息流，它们可以做更多的增值服务，包括今天中国消费者所享受的缴费、转账、还款、授信、保理、理财、咨询等。

从此，第三方支付机构从一个通道，变成了一个入口。而互联网时代的秘诀就是“入口为王”，锁定了客户，就锁定了生产、流通和消费。

账户模式的始作俑者，就是如今的行业巨头支付宝。

为了解决网购交易中的诚信问题，给买卖双方提供担保交易服务，淘宝网于2003年10月推出了支付宝。接着，支付宝创造性地在网购流程中引入了虚拟账户，在这个账户里，你可以资金担保，也可以收付款、充值、转账。

支付宝的虚拟账户实现了与大多数银行渠道的互通，比如2010年12月，支付宝和中国银行联合推出信用卡快捷支付，支付宝账号绑定银行卡后，可以支付和还款，无需再通过网银。这样，支付过程就绕过了银联这一清算平台。

支付宝不断扩展虚拟账户的功能，2013年6月，它推出余额宝，将货币基金内置在其中，成为了中国互联网理财的启蒙产品。直到现在，这个虚拟账户依然还在不断开发出新功能。

正是在这家互联网金融新贵崛起的过程中，中国数字货币的发展趟出了第二条路：交易商的电子化，在电子商务中派生出的数码记账系统，比如预付卡、储值卡和互联网中的虚拟账户等。

在此之前的长久时间里，数字货币的主要路径是银行的电子化，即把纸面票据转化为数码记账，比如磁条卡、IC卡和网上银行。

在第一条路中，银行是唯一的主角;第二条路则是第三方支付的逆袭，它使得银行从前台退到后台，成为可缺席的支付媒介。

第二条路径也正是当下正在中国发生的“支付革命”。

2008年-2010年，中国第三方支付异军突起，交易额连续3年增长率超过100%。互联网支付业务从2006年的485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6.89万亿元，增加了22倍。

在看似壁垒森严的银行业面前，第三方支付从夹缝中生长出来，先以水滴石穿、后以摧枯拉朽的态势，震撼了整个行业。

起初，商业银行并没有把支付业务看在眼里。商业银行的营利以存贷业务为主，支付业务的利润可以忽略不计，2012年全国14家商业银行的支付服务收入仅占总收入的5%。

然而第三方支付就从这一金融的基础服务做起，建立账户模式后开始向上层服务蔓延，使商业银行处于被逆袭的局面。而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的一句话也已经成为现实，“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来改变银行”。

不过，第三方支付狂飙突进的背后，也出现了部分第三方支付企业挪用备付金，不法分子通过第三方支付通道进行洗钱、套现等现象。

2009年4月，监管开始介入，对从事支付清算业务的非金融机构进行登记。2010年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及其细则。接着，发放第三方支付的牌照，2011年5月26日，支付宝获得了国内第一张支付牌照。

《支付革命》一书中说，互联网市场创新永远走在监管前面，监管机构经常面临“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冒出来了新东西”的情况。

技术功臣二维码

随着智能手机和4G、Wi-Fi网络的发展，移动支付又成为了第三方支付行业新的颠覆者。

2012年以后，随着智能手机和4G、Wi-Fi网络的发展，移动支付又成为了第三方支付行业新的颠覆者。

快捷支付有两个必要条件——标准的信息终端和输入输出设备。而支付更便捷，就需要输入输出设备可随身携带，手机天然具备这一特点，黏在了消费者手上。

一般来说，第三方支付机构进军移动支付的方式，是身份绑定与App开发，但是微信的出现，打破了这个刚建立不久的路径，建立了微信通道。

2011年1月21日微信上线，2013年8月，在拥有4亿用户的基础上，微信支付上线。次年春节，微信红包面世。2015年，微信开始布局线下支付，迅速与支付宝齐头并进，成为移动支付市场的双寡头。

最新的数据显示，支付宝和财付通(包括微信支付和QQ钱包)在国内第三方移动支付的市场份额分别为53.7%和39.51%，合计占93%的市场。

《纽约时报》的报道认为，腾讯和蚂蚁金服(支付宝运营方)已经坐在了“金矿的顶端”：这两家企业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和支付宝转账获利，也可以向使用这一平台的企业收钱，同时也获取了大量的支付数据。最新的数据显示，2018年蚂蚁金服和腾讯在每日全球交易量上，将超越Visa等信用卡企业。

除了黏住消费者的手机，微信和支付宝如此迅速地攻城略地，背后的另一个关键的技术功臣是二维码——扫一扫这个小方块，线上世界与眼前的商家瞬间连接，买卖双方才能真正牵扯进一桩交易之中。

二维条形码最早发明于日本，它在代码编制上巧妙地利用构成电脑内部逻辑基础的“0”、“1”比特流的概念，使用若干个与二进制相对应的几何形体来表示文字数值信息。通过图像输入，“扫一扫”，即可实现信息的自动处理。

二维码在移动商务方面的应用起步于2005年初的日韩市场，但因为手机智能化程度不高、推进力度有限、用户接受度低等原因，几年后归于沉寂。而在欧美，二维码支付从未落地。

相较于传统的第三方支付终端POS机，二维码技术的最大优势是成本极低——商家只需要把一张打印有二维码的白纸贴在墙上，即可收付款。而一台POS机设备的售价则高达1000元左右。

2011年7月，支付宝在国内首推二维码支付。从前的线下支付以银行卡为主的格局被改变，二维码迅速占领市场。2014年，因为对安全性的顾虑，央行下发紧急文件叫停。

但支付巨头们没有放弃这一技术，不断对二维码的技术模式和安全性进行改进。当年12月12日，支付宝高调宣布全国近100个品牌、2万家门店推广扫码优惠，二维码卷土重来。微信也紧随其后，推出二维码支付。

2016年8月，支付清算协会下发了《条码支付业务规范》(征求意见稿)，至此，央行终于认可了二维码支付。当年12月，此前观望而未涉足二维码支付的中国银联，也正式发布了银联二维码支付标准。

重回“四方模式”

网联来了，它相当于第三方支付领域的“银联”，意味着以后支付机构不能再单独接入银行。

传统的第三方支付遵循的是“四方模式”，即发卡机构(如银行)、收单机构、商户和卡组织(如银联)四方参与，顾客通过手机支付时，仍然刷的是银行卡，背后的清算方式与银行卡交易相同，也要通过银联这样的清算平台。

但支付宝和微信后来开创的直接连通银行和商户的“三方模式”，绕过了银联，颠覆了“四方模式”。比如用户通过支付宝账户向他人的支付宝账户转账，支付宝只需通过它自己在不同银行的账户之间划转资金，即可完成这个过程。

这样一来，交易信息无法通过跨行资金清算平台被监管方直接采集，监管机构也难以在第一时间发现洗钱、套现等非法行为。

关于“三方模式”是怎么形成的，一位淘宝前员工曾感慨说出现之初他们很不为金融机构“待见”，被迫想出了这样的办法。而一位曾在银联体系工作的员工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微信支付和支付宝从前不愿接入银联受制于人。因为它们吸纳的资金体量大，商业银行都会希望它们前去开设账户，为此不惜给出许多优惠条件，其中就包括对支付的限制少。

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也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最早，第三方支付机构跟银联有过合作和沟通，“但这会让银联切走一块利润分成”。后来在市场竞争中，有的第三方支付企业就做了一些“模式创新”，之后整个行业效仿，“三方模式”逐渐成为标配。“这一过程中可能是银联阻止不力，没有及时叫停，但也可能是它没有力量去叫停，形成这样一个现状。”薛洪言说。

中国政法大学金融创新与互联网金融法治研究中心副秘书长赵鹞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三方直连模式这种做法只有中国才有，在国外是非法的，因为第三方支付机构并没有支付清算的许可，却在从事跨行清算的业务。它们能够钻空子，是因为我国没有关于电子支付或清算支付的法律，“只有部门规章，没法用法律去追究。”

“原来我们国家有259家第三方支付机构，网络支付有一百多家，这一百多家都在跟银行搞直连，就相当于一百多个小的清算机构，而且都脱离于监管，这在发达国家是不可思议的。”他说。

2017年8月4日，央行下发文件，要求各银行和支付机构应于2017年10月15日前完成接入网联平台和业务迁移的相关准备工作。

网联相当于第三方支付领域的“银联”，意味着以后支付机构不能再单独接入银行，一律先接入网联，再由网联接入银行，从市场自发的“三方模式”再度回到“四方模式”。支付宝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支付宝已接入网联运营的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清算平台。对用户使用支付宝，包括支付和提现等功能暂时没有影响，也没有费用调整计划。

多位采访对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实际上央行成立网联这件事已经筹划了好几年。

赵鹞说，2011年支付清算协会就说要搞一个网联，但是由于当时的市场环境、技术条件等还不够成熟和完善，所以处于研究的状态。“这是包括支付机构、人民银行、商业银行等集体智慧的产物，也是我们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个系统如果国外去做，无论是人力、物力、财力都是不可能的事，中国在这件事上其实已经跑在了前面。”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