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银行数字化转型上，很多时候都是知易行难。银行可以从很多方向着手，可以从数据走、可以从人事走、可以引入外部、可以技术外包……而更多的选择，也加大了选择适合路径的难度。

目前，对于银行数字化转型，整个行业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既定的方向和路线。因此，整个行业对于“怎么做”的讨论很多，包括组织架构、人才布局、业务应用多个方面。

在银行体系中，改革一向是自上而下更易推进。

近几年，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中，许多银行就发布了其数字化转型顶层规划，比如工行的《中国工商银行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3年）》、农行的“iABC”信息科技战略、建行将其金融科技战略从“TOP+”升级为“TOP＋2.0”。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前沿技术是生产力，改变了银行服务的传统流程，而生产关系则决定了生产力能否充分发挥，没有恰如其分的生产关系支持，生产力的革新带来的“宝藏”，就无法被充分挖掘。

因此，不难理解，银行近几年纷纷着手探索改造自身，提高对技术的应用能力，其中包括对人事的调整。而在银行这艘船上，中高层对于其发展方向等方面的变化起到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将银行中高层的变化看作“方向指示牌”。

高层人事变动频繁，业务需求系原因之一

高层人员变动依旧很频繁。

近期，21世纪经济报道信息显示，平安银行首席信息官张斌将出任民生银行首席信息官。几乎同期，两大国有银行农行、建行互相“挖人”，公布了新任副行长的履新信息，农行副行长张毅曾任建行首席财务官，建行新任副行长李运具有近20年农行工作经验。

这并不是个例，在此之前，工行、农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浙商银行等多家银行的高层人员发生职务变动，包括董事长、行长、副行长等职位。

工行原行长谷澍出任农行董事长；廖林从工行副行长升任工行行长，其之前曾任建行副行长；中行原行长王江出任建行行长；光大银行原行长刘金出任中行行长；中信集团、中信银行的人事调动在其内部进行，中信集团董事长朱鹤新出任中信银行董事长，中信银行行长方合英出任副董事长……

城商行、农商行的高层变动也很值得关注。

今年以来，哈尔滨银行、西安银行、厦门银行、晋商银行、贵州银行、贵阳银行、江西银行、长沙银行、紫金农商行等多家区域性银行董事长、行长等职务有所变动。

值得关注的是，江西银行10月15日在《建议免去执行董事及解聘行长》的公告中称，“因原行长罗焱的管理风格及理念与江西银行的业务发展及实际需求不完全一致”，其董事会决议，解聘罗焱行长，免去其副董事长等职务。与以往银行人事变动温和的措辞对比，公告中直截了当的措辞，可见银行通过人事调整适应业务发展的需求极强，这或许可以解释银行频繁人事变动的原因。

而7月底获监管部门核准的贵阳银行董事、行长盛军，已经是贵阳银行近3年的第4位行长。

人事变动频繁的同时，人员年轻化的趋势也很明显。

70、80后渐为中流砥柱，外聘引关注

农行新任副行长张毅、建行新任副行长李运均为70后。同时，西安银行行长梁邦海、常熟农商行董事长庄广强、行长薛文、广发银行行长王凯等今年履新的高管也都是70后。

今年，在浙商银行换届后，其行长助理骆峰、首席财务官景峰均为1979年出生，而这两位“近80后”高管，都有望任职副行长。

除了人员年轻化的趋势，外部引进中高层人才也成为了银行的选择之一。

此前，民生银行曾为兰州、拉萨等4家一级分行行长进行竞聘，新聘行长平均年龄不到42岁。目前，民生银行官网仍可以看到对多个分支行行长、副行长等职位的招聘，年龄要求基本在40岁以下。

今年上半年，天津银行也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开招聘总行部门和分支机构负责人，涉及总行6个部门总经理、总行6个部门副总经理以及分管业务营销、风险合规、财务运营等条线的分行副行长等，对应聘者的年龄上限要求为45-48岁。早在2020年7月，天津银行就向社会公开招聘行长和3名副行长。

今年2月底，渤海银行发布公告称，向社会公开选聘职业经理人。其中，行长1名，主持银行的经营管理工作；副行长5名，分别分管批发、零售、金融市场、风险管理和科技、运营管理等业务。

此外，从农银金科的社招情况看，对于产品经理等更加贴近用户的职位，应聘者具备互联网相关工作经验更受青睐。

这也是银行人事架构调整的一个需求：在当前的数字化转型大潮中，银行需要提高在线上、以及多种场景中的服务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对自身的“互联网化”本就是银行期待的结果之一。

而银行的“互联网化”，则是指通过人员引进、组织结构调整等举措，提高银行对数字化业务的服务能力。

引进人才的关键是，引入具备银行需要的业务技能的人才，最大化匹配人才能力与职位需求。这并不代表万事无忧，银行也需要通过组织文化等多个方面的配合，留住人才，保持业务发展需要的人才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