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陈宏民

嘉宾
陈宏民　上海交通大学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研究院院长
杨　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
黄　勇　中国建设银行信用卡中心副总经理
陈启彰　FDC大中华区总裁
沈树康　杉德电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建军　中国银联业务部总经理

　　银行卡产业价格体系，为何要调整?

　　陈宏民：刚才几个嘉宾在主题演讲中，从不同视角阐述了银行卡产业定价的问题，看来银行卡产业价格调整势在必行了。下面我们从转型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为何必须要转型、不转型会面临什么问题等方面，请各位嘉宾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

　　陈启彰：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经济学家曾经说过，国内的产业竞争，其实是一种达尔文式的竞争。达尔文式的竞争是一个很薄利的竞争，国外的企业看不懂国内企业的竞争，这种竞争让利润值变得很小。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会伤害到所有产业参与者。也就是说正规产业的机构，无法再盈利，甚至退出市场。留下来的机构，为了存活，必须找出各种各样的活法，这些生存方式可能是灰色的，这不是一个健康的发展现象。

　　利润值不够大家分享的原因，就是定价机制出了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使得我们在过去十多年好不容易建立的支付行业会有所损害。我们第一资讯去年做过一个针对十个国家的调研，发现中国消费者在支付行业上的理解，高于许多的先进国家。消费者对于支付的理解和需求，对于O2O等，都充满无限憧憬，但是真正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很艰苦，盈利过程很难。

　　消费者对于支付行业的理解和要求，已经高于先进国家，这是我们过去十多年好不容易积累下来的一个成果。所以现在必须要做个转型，保留这个成果，迈入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不是以劳力密集，不是以旁门左道的方式，而是把这个行业纳入一个正确轨道。所以为什么转型这么重要，因为涉及到支付行业的转型，以及怎样让所有的参与方健康地获得利润。同时适度地开放，让更多正规的经营能够参与进来。

　　沈树康：作为一个第三方的收单机构，从1998年发展到现在，我们见证了银行卡的发展。我个人认为，存在就是合理的。过去我们用的是商户差异化，主要是为了发卡数量，让我们的银行卡发展经历从小到大的过程。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过了中前期，这两年的发展让我们看到，整个收单行业的混乱给银行卡产业带来了困惑。

　　我一直把银行卡产业看成一个大坝，我们收单机构处于下游，发卡行处于上游，它通过商户的分类，让更多的发卡行参与进来。如今整个经济处于下降趋势了，我们消费这驾马车的能量，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前面已经说了，4.2亿张信用卡，余额只有2万亿元。13亿的人口，我假设人均余额2万元，乘以13亿，共有26万亿元，这对于经济的刺激作用是相当大的。

　　但是我们目前整个收单行业却是相当混乱的，就像我们杉德，尽管在收单行业是很小的，但是专业领域中，还是非常专业的。我们觉得，整个产业已经走向了它的灭亡期。人民银行脚一动，出来那么多的收单机构，我认为也是合理的。这么多收单机构出来，就是让我们原有的价值体系到了崩溃的时候。一个黑暗的时刻，往往是一个最光明的时刻的到来，也就是说，会诞生一个新的价格体系。

　　在这个新的价格体系中，我们要保护发卡行，没有发卡行利益的保护，整个银联的大坝根本没用，会有更多的皮管子，绕开银联。银联这个大坝起到一个数据交换的作用，让我们消费机构、决策机构能够对这驾消费马车有更明确的认识。我认为消费这驾马车，最多只是发展了30%，像其他马车，如投资等，都已经发展到90%了，出口行业由于各种环境的变化，也已经到了90%了。

　　希望我们银行卡产业发展中，中国银联成为主力军，让我们金融互联网化，能够生存。同时要鼓励下面收单机构的士气，现在收单机构都在打价格战，这个价格战害了所有人。设想一下，我们有2300万家商户，传统银行业受到了互联网的极大冲击，最终中小微的贷款必须要放大，但是中小微的贷款给银行带来的风险也会很大，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中国银联这种大数据去佐证。

　　所以我认为新的价格体系中，发卡行要保护，收单行也一定要有一个底线，因为我们里面，穿大褂的人太多了，掩盖了穿西装的人。一个农民意识过强的人，你让他去产生敬畏，很难的。对价格竞争，要有坚决的惩罚，要鼓励大家创新，走金融物联化。

　　关于“绕”的问题，我认为是必然的，因为每家银行和收单机构，必然有创新。我认为，中国银联是一个船长，其他的小船都可以上去，所有的交易数据，是在中国银联的平台上发生的，为我们的消费金融提供一个完整的真实数据，促进整个经济发展，成为一个领头羊。我们作为第三方收单方，也愿意配合创新，而不是简单的价格战。我们需要一个成熟的产业，来支撑国家的消费发展。

　　线上线下金融结算如何看待?

　　陈宏民：听了大家的发言，深刻感受到寻求新的价格体系已经成为一个共识。我听了也很欣慰，银行卡是一个双边平台，但这个平台和淘宝平台不一样，淘宝就是自己一家企业，直接接触两边的用户。而我们电子支付平台，里面有很多利益方，至少有三类，有发卡行、清算机构、收单方。实际上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应该是大家一起来维护这个市场。而现在恰恰是里面争斗不息，最后把市场都搞坏了，下面我们听听建行黄勇的想法。

　　黄勇：我主要谈两点体会。第一，尽管我是一个银行从业者，但是我一直不是站在银行的角度，而是站在中国银行卡产业健康发展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如果不调整价格体系，会危及我们国家金融体系的安全。

　　第二，我想探讨的是今后未来的发展。我们应该怎么操作?从信用卡的商业模式来看，我们国家主要是吸取国外的经验，没有什么特别创新的思路。一个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要做调整的话，一定要知道它的前世今生，看别人是怎样走过来的?国外已经走了近百年，我们国家只是做了十几年，但是经历的过程，没有任何变化，只不过时间短一点而已。我们已经知道面前有这个门槛，所以在过这个门槛的时候，要充分小心，尽可能不去摔跤，如果一定要摔跤，尽可能摔得轻一点。因为前面已经有人走了，所以应该具备一个前瞻性，做好充分的准备。在中国的实践，我们可以参考和借鉴VISA、MASTERCARD等一些机构成熟的市场经验。譬如对商户，我建议回佣统一定价，同时借贷要分离，什么普通卡，金卡啊之类的也不要分得太细，反正到什么阶段，解决什么问题。

　　陈宏民：银联的黄总，你们是目前唯一的清算机构，刚才有人提出的线上线下、借贷分离、商户分类等建议，现在的线下，清算是集中的，线上的清算却是比较混乱的，这个问题你如何看?

　　黄建军：关于线上线下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是一个趋势。我们看见支付宝支付、微信支付、大量O2O的方式已经全面开花，现在很难界定它到底是一个线上交易，还是一个线下交易。当然，还有一部分企业，是从线上走到线下，这个趋势变化，大家都有共识的。

　　让我们来看看境外的情况，在境外这种线上交易，转接清算的模式是比较清晰的。譬如境外最大的支付Paypal，它还是遵循卡组织的基本规律，VISA和万事达等的交易，都是直接接入到VISA和万事达的交易平台上去处理的。这种规律随着市场的开放，会越来越明显。去中心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卡组织这个模式，并不只是转接清算的模式，而是授权发卡、授权收单、建设品牌的一种模式。对于品牌的尊重，对于品牌权益的维护，市场需要有这样一个过程，我相信这个方向是很明确的。

　　价格重塑，是一步到位还是循序渐进?

　　陈宏民：我们在讲VISA和万事达的时候，更多是从品牌的角度来讲的，但是讲到银联的时候，大家普遍认为它是做转接清算的。这个确实是个误区，卡组织确实有品牌、有技术标准、有发卡规范等，这一整套的标准，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要转型，您觉得是采取一步到位，还是循序渐进的方式?

　　黄勇：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研究，甚至带来一些挑战。如果商户结算手续费太高了，商户会难以承担，就不愿意受理银行卡。而我们现在的手续费，在整个营业收入当中，占的比重还是非常低的。合作双方首先应该有一个共同理念。是什么呢?就是合作一定要共赢，还有这个产业一定要健康发展。

　　沈树康：作为一个收单机构，我个人认为，要一步到位。一步到位，可以让发卡行的质量迅速上升，我们现在量上已经足够了，现在要在质上有提升。如果我们发卡行的收益大，如果经济再往下走，我们要拉起来的时候，监管机构可以把最高的一层透支额度增大，让风险的组合意义更加增强。

　　只有让发卡行有各种各样组合类的产品，以及和收单行的一种组合，才能够把这个交易额带上去。但是今天商户结算手续费还是相当低的，实际上商家最关心的是营业收入的增长，并不是佣金的多少。大卖场的税后利润要3%，加上人工等各种费用，最起码有10%的毛利吧。我们哪怕收它两个点，但是给他们带来生意了，那对它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现在整个大卖场受到线上交易的影响，销售收入整体降低的话，它反过来一定要压缩支出成本。如果我们给它带来消费，销售收入多，这点扣率它完全可以容忍。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应该快刀斩乱麻，在没有彻底掉到低谷的时候，及时出手，很有必要。

　　黄建军：对于改革的紧迫性，我有两点体会。第一感受是：你不改，商户会逼着你改。从2011年开始，发改委介入价格调整以后，商户对于降价的呼声从来没有断过，但是商户由下而上的调整，是对产业的一种损害。据我了解，现在新一轮的降价呼声又起来了，是商户提出来的，要求所有的餐饮店要降到民生这一类，如果这个突破不出去，我们将来改革的空间会相当窄。因为我们现在的价格水平，和国外相比已经相当低了。你如果要借贷分离的话，按照成本核算的话，信用卡要略高，借记卡略低，如果我们价格被商户以及其他部门打压到一个非常低的程度，那么以后的价格改革就很难实施了。第二个补充，就是关于套现，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不说套现，仅仅是信用卡批发给商户，介入商户经营，其实也是很大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扭曲了我们信用卡发卡的业务本质，增加了风险。

　　陈启彰：WTO的开放，会有新的参与者进来，最终的定价到底是发改委抓在手里，还是我们趁机做个改革，这是第一点要考虑的。第二点，当定价的权力由政府下降到卡组织或者协会的话，可以用一些科学的方法来做这些事情。一般而言，卡组织在做这事的时候，会委托专业的机构，譬如社科院，做一个专业调研，找出一个最佳成本，作为一个基础来讨论，然后大家在这个基础上加加减减。银联可能会事先占个价格，然后涉及到平台经济、多边平台等，每一个卡组织都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侧重，形成一个市场的自由选择。最终还有一个监管防线，对于涉及国家经济重要的一些类别，做最后把关。这或许就是未来改革的步骤。

　　未来支付平台面临怎样的挑战?

　　陈宏民：杨教授是研究平台经济的，我们这个平台和电子商务不一样，电子商务是一个平台就是一个企业，平台的竞争其实就是企业的竞争。我们是一大帮企业，联合组成一个平台。你觉得从理论上讲，它的平台定价应该是怎样的?

　　杨涛：从经济研究的属性来看，支付平台的本质属性是不变的，它主要的差异是：双边、多边、数量的多少等。现在看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调整定价是需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业界和卡组织都表达了这种诉求，大家都觉得这是符合共同利益的方向。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有效的积极设计，让每个人感觉自己是可以得到帕累托改进的，也就是比以前更加好一点。如果多数人感觉这个机制目前存在问题，自己在里面受损了，说明这个机制有问题。

　　那么推进这个机制，重点在两方面，一方面，在这个平台中，各方的诉求不能是对立的，首先要有一个共同方向。然后在往这个方向走的过程中，尽可能要求各方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利益，还要考虑其他几方的利益。第二个判断，我觉得关于定价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因为这个行业的发展不只是行业内部的事情，也涉及到行业外部的关系。

　　我觉得可以化为几个问题：第一个我们涉及到整个银行卡市场的定价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给谁定价?就是我们所说的服务对象。第二个问题是，谁来定价?不同的主体，按照已有的规则和经验，怎样介入到这个程序当中来。第三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就是怎样定价?最后一个问题，对于价格定价的效果进行评估。这个过程需要一系列的参与，包括业界、监管部门，以及我们学术界等都需要参与的一个事情，这样可以把思路更加聚焦一点。

　　第三个观点，从整个银行卡产业来说，它确实遭遇到一些新兴支付模式的挑战，但是从现有的银行卡发展的数据来看，无论是人均持卡量，还是其他数据，这个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譬如说有些数据表明，城市为主的网民群体中，和一些薄弱的农村地区，人均持卡量的差异还是很大的，这其实也体现着一些发展空间问题。

　　另外银行卡本身，可以解读为两个字，一个是银行，一个是卡。银行的发展和卡的发展，都是有中国特色的。而信用卡本身，也是两个字，一个是信用，一个是卡。随着环境的改变，从交易工具的角度来讲，解决信用已经不是问题，但是卡的介质在发生变化。所以我们的卡组织、发卡单位、收卡单位等，也要适应这种变化。未来这个市场，会越做越大，随着交易媒介的变化，那背后的结算、清算等，都要发生一系列变化。所以我们现在谈定价问题，不是在一个固定的市场上去谈各方利益分配，而是要放在一个巨大的不断成长的市场上去谈，一旦放到未来不断扩大的蛋糕上谈，我觉得各方决策的角度，会有更多的空间余地。

　　陈宏民：刚才我们谈了价格，大家谈了不同的观点。我们记得手机通讯的竞争，最开始是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竞争，每分钟是多少钱，我比你更便宜。后来各自的竞争越来越白热化以后，他们就推出了套餐，推出套餐以后，你再也搞不清楚每分钟到底多少钱了?这就是一种结构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从现在的商户分类的结构，调整到借贷分离的结构，没准也会缓和市场的压力。时间关系，最后请每位嘉宾再说一句话，表达自己的观点。

　　沈树康：黑暗会过去，光明会来到。

　　黄勇：让我们为整个中国银行卡产业的健康发展，为以消费拉动国民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陈启彰：从2003年到2013年，是中国银行卡产业发展的黄金十年，下一个黄金十年，需要改革开放，其实和国家的整体政策发展是一致的。只有改革和开放，才能再创一个黄金十年。

　　杨涛：银行卡改革和定价的问题，应该放在未来整个电子支付的大环境来看。从电子支付产业化发展大趋势来看，未来可能更需要通过顶层设计，来构造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当然这种顶层设计，可能是政策引导和制度建设等来共同决定的。

　　黄建军：我们希望通过产业各方面的努力，通过价格的重塑，推动我们整个中国银行卡产业迈上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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