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数字银行前世今生


来源:金卡生活    作者:蔡宁伟    2020-4-17 14:37

1.中国数字银行的过去

银行天生就是与数字打交道的机构,命中注定终日与数字和货币为伍。但“数字银行”(Digital Bank)并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数字(Number),它相当于再造一家实体银行,拓展了银行的服务渠道,提升了银行线下和线上的“双元”经营能力。数字银行并不是一个新鲜概念,以前被业界称之为网上银行、电子银行,也可视为虚拟银行、非实体银行。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数字银行就开始萌芽并逐步兴起,笔者认为可以划分为如下三个主要阶段。

数字银行萌芽期:涅槃重生之后的数字化反思(1995-2000年)。1990年代中后期,我国各大国有银行经历了“技术破产”的涅槃重生之后,意识到数字化、线上化对集中管理、统一标准和客户服务的重要性,纷纷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开始数字化转型。1995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全球第一家网络银行SFNB(Security First Network Bank)在美国亚特兰大成立,标志着数字银行的兴起。1997年,招商银行率先提出网上银行“一网通”,一度称为国内网银市场的引领者。1998年的中国银行、1999年的建设银行、2000年的工商银行等国有银行陆续推出网上银行业务,开展大机和数据集中,通过台式电脑办理银行业务的模式在国内悄然发展。值得关注的是,大数据集中可视为国内银行数字化的关键一环,以计算机联网记账替代传统的手工账,不仅有利于减少差错账,还有助于杜绝“小金库”,更可以为下一步的后台升级与核心系统建设夯实基础。

数字银行起步期:非典疫情对线上业务的推动(2001-2005年)。2001年后,数字银行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包括非典疫情在内的几大事件催生了传统银行线上业务的转型。从外部环境来看,2002年中国加入WTO,需要放开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金融业,给予外资银行相对等的国民待遇;2004年银监会(现为“银保监会”)挂牌履职,设立信科部、创新部等机构指导监督包括数字银行在内的金融科技创新。从内生需要来看,2001年起中国银联、信息产业部等先后出台了《银行磁条卡自动柜员机应用规范》《自动柜员机通用规范》等,助推银行ATM的布设联网;2005年交通银行在香港联交所挂牌,成为第一家在海外上市的中资银行,为此各大银行开始提高管理效能,助力线上业务。由于2003年的非典疫情主要集中于在京、广两地,实际上对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相对有限。但是,非典疫情却也在无意中催生了电商经济,其中转型最为成功的当属京东,迅速脱离中关村实体局限并上线面向全国。

数字银行成熟期:客户排队对自助银行的完善(2006-2010年)。2006年,银监会出台《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标志着银行业告别“野蛮生长”的电子银行业务萌芽起步阶段,数字银行建设趋于规范化、标准化、系统化。这一阶段,数字银行发展期遇到的瓶颈被逐步破解,但其中的“阵痛”依然记忆犹新。银行客户排队问题突出,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大型银行客户投诉居高不下,其中相当一部分聚焦于排队客户多、等待时间长等问题。对此,各大银行通过自助渠道进行了优化分流,一方面加大ATM等自助设别的布局,推广自助存取款的使用;另一方面加速网上银行、电子银行的开发,引导客户通过电脑操作,改变传统处理习惯,上网办理转账汇款等业务。这一阶段,随着中国居民财富的积累以及电脑的普及,以及银行借助北京2008年奥运会、上海2010年世博会等积累的客户服务经验,排队难题终成历史,数字银行担起交易的半壁江山。

2.中国数字银行的现在

银行的数字化并不仅仅局限于银行的内生需求,外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客户数字化思维和习惯、数字化终端操作和支持,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特别是居民消费能力的增强,智能手机在当前阶段迅速普及、不断迭代,助推了对数字银行的理解和应用。在当前一段时间,我国的数字银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广大居民对银行数字化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效率的追求既有别于发达国家,也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前者具备数字化实力,但需求不足;后者数字化能力不够,尽管需求不断增强。

数字银行再造期:手机银行对数字银行的淬火(2011-2012年)。2011年,随着智能手机的推陈出新,商业银行几乎借助手机银行重构了新的数字银行。这一再造期是客户使用理念、硬件设备支持和便捷服务产品对我国数字银行的再认识、再挑战和再发展。广大客户逐渐摆脱对电脑和网上银行的依赖,转而选择更加轻便的智能手机,手机银行、微信银行强势崛起。尽管互联网金融等新业态发展迅速,但银行的电子银行业务并未式微,反而借助智能手机寻找到一片新天地。在数字银行起步期以前,客户只能在银行营业时间内,前往网点寻求金融支持,金融服务受到了时间、地点的制约;数字银行成熟期以后,客户获取金融服务的时间逐步放宽,但囿于电脑的操作限制,服务地点的选择得不到充分保障,需要设备、网络的硬件支持;数字银行再造期后,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客户解决了服务地点的难题,真正实现了全天候“随时随地”的金融服务,逐步完成淬火成金。

数字银行冲击期:第三方支付对网上银行冲击(2013-2015年)。2013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一方面,以余额宝为代表的各类互联网金融平台、第三方支付产品快速崛起,得到了广大客户的肯定与选择;另一方面,政府和监管机构对这些新兴事物给予了一定的宽容度,鼓励其在创新的窗口期“跑马圈地”,尝试各类应用场景和平台创新。这一阶段对数字银行的冲击较大,尽管我国数字银行的建设水平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一些客户仍会放弃银行选择其他互联网金融平台,从而形成了一种资金的“体外循环”。在这种情境的倒逼下,银行加强了和证券、基金、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合作,推陈出新,建设多方共赢的“金融生态圈”。于是,商业银行业务逐步“数字多元化”,通过手机银行可方便购买基金、外汇、债券、黄金等新产品。值得一提的是,中信银行等股份制银行较早推出的“薪金宝”甚至一度超过了同期余额宝的收益率。

数字银行反思期:对中国式效率和质量的反思(2016-2020年)。2016年是“互联网金融监管元年”,其标志首推由银监会、工信部、公安部、网信办共同发布《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标志着自互联网金融“野蛮生长”的现象将得到必要规范,并将引导各类网络金融服务和产品走向正轨。前几个阶段,无论数字银行还是互联网金融都处于高速发展的时代,一旦掉队就会失去大量客户和重要机会,所以各类金融机构都试图加速,容易忽视质量。2017年,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表述,表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由此,无论是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还是互联网金融等新兴机构都必须实现降速增质,强调经营服务的质量。于是,无论是银保监会推出“三三四十”治理,还是中国人民银行持续提高反洗钱与支付监管,都是政策大势下的举措,有助于完善客户信息,提高数字化质量,取得了积极成效。

3.我国数字银行的未来

类似于生物对自身特征和环境区位的不同选择,对自身不同规模、类型的银行所处的“生态位”不同,现状定位、所在层次和发展模式存在差异。因此。未来的数字银行更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实现差异化的数字化目标。尽管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较2003年非典疫情的影响更大、范围更广、隔离要求更高,但由于前期我国数字银行的快速积累,对银行业的影响并不严重,但确实对需要现场办理的业务存在一定制约。比如,抵押等复杂业务、核保等现场业务受到限制。那么,未来数字银行将如何发展,还存在哪些瓶颈或问题值得反思?

数字银行生态圈:如何持续吸引客户、有效提升客户黏性?现阶段,以国有银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为代表的大型银行都已完成数字银行重塑,初步实现了“两条腿走路”的“双元能力”构建。其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基本可以替代传统物理网点,实现“无接触业务办理”。同期,迫于百度、阿里、腾讯、京东等BATJ互联网公司的压力,大型银行都在搭建自有网上商城,力图弥补客户黏性的不足,吸引更多有效客户。例如,工、农、中、建四大行等都建立了自有的网上商城,试图拓展客户,形成金融生态。未来,数字银行生态圈还存在以下瓶颈有待解决:一是传统银行思维与新兴网商经营思维存在差异,后者更加强调口碑营销、病毒营销和聚集效应,前者相对强调按部就班、逐层审批等银行管理思维;二是现有客户群仍然以银行员工和客户等存量为主,真正外拓的客户数量明显不足,生态圈存在封闭的倾向;三是现有客户群中活跃客户数量和占比不够、产品体系不全,即便补发优惠券,也有客户更倾向大型电商品台。

中小银行生存难:如何发挥区位强项、打造独特竞争优势?现阶段,以城商行、农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存在“生态位”重合叠加的问题,导致中小银行可能既要与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等大中型银行竞争,同时也要面临同类城商行、农商行甚至村镇银行的挑战。但是,城商行、农商行等中小银行的数字银行建设不尽相同,沿海和区域性中心城市与偏远地区的中小银行的数字化水平参差不齐,既有独立开发的,也有外包采购的,还有租赁使用的。未来,中小银行的生存挑战和考验还将持续,以下方面值得思考:一是有别于大中型银行,当地的企业和个人客户是否存在差异化的金融需求,如何利用区位优势,下沉业务和创新产品是中小银行数字化的趋势首选;二是有别于其他同类银行,中小银行自身存在哪些优势,又如何借助数字化手段持续强化这些优势;三是在中小银行数字化建设的过程中,哪种建设思路、方法和渠道更适合自己,无论是自己独立开发,还是购买新系统,或者采取外包模式,更易于形成自己的品牌、提高客户的满意度。

小微银行生态位:如何选择可靠伙伴、实现数字弯道超车?现阶段,随着民营银行审批放开,新型民银行各有千秋,生态定位较准。第一类民营银行“背靠大树好乘凉”,获取了正规金融牌照,依托大型电商平台为后盾,以庞大的高质量数字客户群开展业务。例如,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背靠腾讯,依托微信、QQ和财付通,较易赢得新客户和活跃客户;与之类似的是杭州网商银行,依托支付宝、淘宝和天猫,较易实现大数据精准信用评估和放贷。这类银行需要思考的是,是否存在其他可选的数字化提升通道?第二类民营银行“客户群体清晰”,极具区域特色,从而依托独特的“生态位”提升业务。例如,北京中关村银行定位于开放式生态型科技创新特色银行,与中关村小微企业共成长;温州民商银行股东全部是温州本土民营企业,主要为温州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供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服务。这类银行需要思考的是,如何依托现有客户资源,尽快形成区域型的数字化优势?第三类民营银行注重与其他互联网平台的合作,借助已有渠道迅速拓展线上业务。例如,辽宁振兴银行与滴滴联手,推出多款线上理财产品。这类银行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强强联手,更好地形成客户的数字化转化和吸收,提升客户的忠诚度。

(本文作者供职于中信银行总行合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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