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支付清算论坛作为我国支付产业的盛会，至今已举办8届，会议旨在传递政策导向，促进业内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支付清算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某种程度上，它已成为我国监管层与支付产业各方，在自律组织框架下展开的对话平台。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连续五年出席中国支付清算论坛，可以说，他的发言传达了央行对支付产业最新的基本监管态度。在2019第八届中国支付清算论坛上，范一飞表示：“严监管的常态化工作机制基本确立。”

然而当我们回顾范一飞在历次中国支付清算论坛上的重点内容，发现“严监管”在2018年就已频频出现。而在更早前三年，监管与创新、安全与效率、对外开放则是主要内容。

2015年：把握监管和创新

范一飞在2015第四届中国支付清算论坛上指出，央行致力于大力推进支付服务市场化，全面推进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不断推动非现金支付工具广泛应用，使得支付服务的普惠程度明显提高。

范一飞表示：“总体看我国支付产业蓬勃发展，服务功能不断强化，风险总体可控。”范一飞分析了支付产业面临的形势和问题，提出央行要顺应新形势，适应新常态，加快监管转型，推进科学监管。

他认为对于不同的产业发展阶段、市场主体、支付服务，应当辩证把握安全与高效、监管与创新的关系，做到该放的放开，该扶的扶好，该管的管住。要减少行政审批，鼓励创新，强化法治建设和事中事后监管，提升监管效能，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使产业发展既充满活力又规范有序。

非银行支付机构作为监管重点，范一飞强调了根据非银行支付机构的业务规模、自律情况、风险级别等因素制定差异化监管标准，实施分类监管。同时支持推进非银行支付机构减量提质、兼并重组。

再回过头来看，2015年后支付牌照并购案例也相应多了起来，小米、唯品会、美团、美的、国美等等大型企业补足支付牌照。而大家知道，支付牌照并购必须获得央行同意。

对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的要求，范一飞也认为应大力推动服务创新，联合支付机构等市场主体共同建设支付创新的支持平台，面向支付机构提供跨机构清算服务，形成统一的业务规则和服务标准，支持不同创新业务规范发展。

这一年，范一飞依然强调把控风险但也频频提及创新业务，央行在监管和创新之间在寻找更合理的平衡点。

最典型的是，2014年央行曾叫停支付宝、财付通的线下条码支付业务，并要求二者将有关产品的详细介绍、管理制度、操作流程等情况上报。但事实上，随着消费者和商户对条码支付的认可度和使用频率快速上升，央行并没有进一步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后来随着《条码支付业务规范》出台（征求意见稿于2016年已出台），条码支付合规事宜基本尘埃落定。

2016年：平衡安全和效率

2016年，我国支付产业的发展成果和市场前景一片乐观，第五届中国支付清算论坛如期举行。

范一飞认为，尽管支付领域当前暴露出一些风险，但是支付产业整体向好的发展态势没有改变。支付市场需求旺盛，技术创新活跃，产业结构优化，政策环境有利，都为支付产业持续发展带来了动力和生机。

从历年央行发布的支付体系运行情况不难看出，无论是银行还是支付机构，支付金额、笔数都呈快速增长势头。

范一飞指出，辩证、具体和动态地认识支付产业发展中安全和效率的关系，是遵循市场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央行制定和优化政策的重要依据和出发点。范一飞强调，安全和效率相辅相成、对立统一，必须统筹考虑、具体运用。央行实施银行账户和支付账户的分类管理以及“大额支付侧重安全、小额支付侧重便捷”等思路和实践都是政策层面对安全和效率关系具体、辩证运用的体现。

从支付服务的本质和特点看，安全应当具有一定优先性，必须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提高效率；如果确需牺牲一定程度的安全，也必须具备足够的风险补偿能力，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市场上类似“你敢付我敢赔”等措施，就是典型的风险补偿。当然，这并非是说相关产品安全性欠佳，而是在高速向前推进的阶段中，利用强大的风险补偿能力作为兜底，有利于整个市场发展。

同时也要注意到，安全和效率的平衡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支付行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的参与主体、社会群体对安全和效率的需求都在不断变化。

比如在特定时期和范围内，安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那就需要集中力量提升安全水平，像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时期，牺牲一些便捷在所不惜。随着安全性保障水平的提高，效率可能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那就需要适当调整相关政策，优化提高支付的效率和便捷性。

范一飞表示：“最终，我们要不断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在安全和效率之间争取更大回旋空间，实现更高水平上安全和效率的统一。”

在安全和效率之间，央行发出了一种动态灵活的监管倾向。这对于当时的市场而言是极好的，“先跑再说”成了多数主体的优先选择。毕竟在互联网时代，多数时候就是一步慢，步步慢。

当然，“抢跑”是否符合金融业务发展逻辑就见仁见智了。

2017：谈论走出去和引进来

2017年，党中央、国务院就我国对外开放作出了新的部署。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而金融业是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领域。

在该背景下召开的第六届中国支付清算论坛，“对外开放”自然成了支付产业的重要议题。随着我国将大幅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支付产业将在金融业对外开放中扮演重要角色。

范一飞在论坛上表示，无论是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无论是走出去还是引进来，都是通过市场发现决定资源流向和配置的过程。

而我国支付服务市场较为发达，支付服务产品较为先进，在一些领域甚至还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境外机构要进入我国支付服务市场，首先要权衡自身竞争力，能进来的普遍实力较强、发展前景较好，会带来先进的服务产品、管理经验、风险控制和经营管理。当然在市场竞争层面也会带来一定挑战，不过常年习惯“近身肉搏”的我国支付产业，大概也不虚。

范一飞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一方面鼓励我国市场主体布局全球支付市场，加快境外市场拓展；另一方面也欢迎更多的境外机构以资金、技术和智力形式参与国内支付产业。

范一飞认为对外开放于我国支付产业而言“既是压力，也是动力；既是竞争，也是学习”。他强调：“大家要摒弃自我保护意识，不要总是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害怕竞争。实践已经证明，适度开放不仅不会削弱我们，反而会使我们更加强大。”

从这一年开始，支付市场主体的“出海事业”开始热闹起来。一方面，它是国内市场竞争白热化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这与监管鼓励不无关系。

相对的，境外机构也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可能。其中，美国运通和连连支付的合资公司连通（杭州）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在这一年正式成立。一年后，央行会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查通过了该合资公司提交的银行卡清算机构筹备申请。

范一飞指出，抓住扩大对外开放的窗口期，争取结算最终性的法律规定、轧差安排等问题有所突破，对于支付产业中存在的外资准入限制和股比限制尽快梳理解决。

2019年，央行批准国付宝股权变更申请，PayPal通过旗下公司收购国付宝70%的股权，成为国付宝实际控制人并进入中国支付服务市场。这是另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案例，相比于“合资入华”的形式，允许并购且让出实际控制权，似乎又进了一步。

至于影响实际进展的因素，那关系到的不仅是支付产业层面，我们也不便猜测。

2018年：“严监管”常态化元年

2018年第七届中国支付清算论坛，“严监管”登上舞台。其根本原因是支付产业在高速发展中伴随的顽疾难除，行业迫切需要“由量到质”的转变。

范一飞在论坛上指出，当前我国支付产业面临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大转折，防范和化解支付风险向常态化转变、支付服务市场结构向稳定优化演进、支付领域金融科技应用向商用阶段迈进。

关于未来的支付监管如何开展、如何加力，他认为水到渠成的应当是严监管常态化。

关于支付清算行业存在的问题，范一飞表示，第一，商业银行对于支付业务认识不深，缺乏忧患意识，在零售竞争中不断退缩，引领作用不够。第二，部分市场主体仍然心存侥幸，依旧我行我素，违规收单等行为高发，外包管理不严格。第三，有些市场主体在三令五申的情况下，还在为非法活动提供服务。

“从事支付业务不能没有规矩，需要恪守法律法规。”范一飞表示，部分机构出现违规行为，其他机构也要对照检查。

“严监管”直观体现是罚单数量的增加，以支付机构罚单为例，据移动支付网统计2018年央行（含各地分支行）对支付机构开出罚单共156次，为近年来数量最多的一个年份。

注：2019年统计未含12月

正确处理严监管常态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成为这一阶段，央行首先要考虑的事情。范一飞强调当下必须深入推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防止乱象死灰复燃，从而推动市场主体在深化供给侧改革、回归支付本源。

支付产业历经前期高速发展，进入成熟稳定期后，常态化的严监管几乎是必然的。事实上，这也是几乎符合所有行业的发展轨迹。

2019年：更加具体的“严监管”

所谓“严监管”是相对过去几年监管偏松而言，2019年范一飞延续了上一年的重点，“支付产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严监管保驾护航。”他明确严监管常态化，取得了显著成效。

首先，“严监管”成为央行常态化的工作机制。

范一飞表示，2015年以来，针对给支付服务市场秩序带来严峻挑战的各种乱象，央行一方面从整顿监管作风入手，形成违规受罚、合规光荣的支付监管氛围。另一方面从改革监管体制入手，设立基层支付结算部门和专门执法检查大队，打造纪律严明、能力过硬的监管队伍。目前央行建成“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和公司治理”一体化治理模式，打起了“突击检查、专项检查、随机抽查和现场核查”组合拳。

非现场监管模式下，央行进行创新分类评级和许可证续展相结合的形式。该形势下，疏通了非银行支付机构市场退出渠道。近年来，支付机构存量已从271家减少至236家，还有18家支付机构被调整了业务范围。

其次，“严监管”防范化解风险取得进展。

范一飞认为“严监管”重大进展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成功实施备付金全额缴存，二是圆满完成断直连工作，三是触发合规发展的产业氛围。

第三点主要体现为，自2015年以来央行对支付产业累计罚没金额近7亿元，其中最高的一笔处罚金额达1.6亿元，这也是央行迄今为止开出的最大支付类罚单。

2018年3月，经过查实，中国民生银行厦门分行（新兴支付清算中心）、平安银行两家机构存在违反清算管理、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等违法违规行为。经过综合考虑两家银行违法违规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央行向二者开出了巨额罚单。

罚单形成的强大震慑作用和警示效应，使得支付产业主体规范经营、不敢违规、不想违规的意识明显增强。

此外，“严监管”对于支付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支付环境得以不断净化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谈到“严监管”后续时，范一飞表示严监管成效显著，但消除顽疾不可能一蹴而就，新情况、新问题也不断出现。支付业务与风险总是相伴而行，因此严监管常态化永远在路上。

从严从重打击无证机构、规范创新严控交叉风险、切实防范垫资结算风险等都是未来“严监管”的重要内容。

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显示，截至2019年6月，共清理处置389家无证机构，其中69家移送公安、工商等部门。

围绕交叉风险，央行已要求有关各方要进一步加大调查研究力度，准确把握业务实质，合理评估业务风险，深入研究支付机构与信贷机构合作、支付产品与信贷产品嫁接等潜在影响。

防范垫资结算风险即要求有关机构要围绕了解你的客户、控制结算风险、防止资金挪用等问题，认真开展当日结算业务风险排查。严禁通过虚构交易、虚构商户等形式开展业务，挪用资金。

小结

回顾范一飞五次在中国支付清算论坛的发言，围绕支付产业监管基本呈现由宽松到收紧的趋势。这与支付产业在前期需要更宽松的环境有关，也与央行探索监管方式需要一定时间相关。

如今无论从市场发展还是监管措施来看，支付产业都已进入一个新的更成熟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