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Nimut Sari一直在印尼万丹省的南丹格朗市经营着一家小商店。2018年，Sari在她的铺子里正式接入了Grab的O2O平台GrabKios。在接入GrabKios之前，她的小店和印尼传统的夫妻店（Warung）无异，卖一卖熟食和日用杂货。但现在，小店可以为顾客提供充话费、线上代缴等一系列服务，Sari的商店也因此热闹了起来。

当下，各类支付平台和其他金融科技平台层出不穷，彰显了互联网金融在实现普惠金融方面的巨大潜力。金融科技对于全民创富和精准扶贫都至关重要。

在印尼意识到金融科技的巨大力量之前，中国的科技公司就已经将各种金融工具普及到全国的各个角落，帮助各个阶层的民众享受金融服务。现在，中国的金融科技发展已然取得巨大的成就，2018年，中国企业和机构在金融科技领域的投资额占世界相关领域总投资额的46%。

据统计，印尼有60%以上的人口未开设银行账户。为了破解这个难题，印尼政府和企业希望利用金融科技手段拉近本国人民和现代化金融的距离。

而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和投资者也将仍有很大发展空间的印尼市场视作发展金融科技的蓝海。中国公司希望通过在年轻人和有实力的中产阶层中间推广移动支付，在印尼再造一个比肩中国的先进金融体系。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印尼金融科技领域前景广阔，发展也很迅速。近年来，申请P2P牌照的印尼企业数量激增，向印尼央行申请电子钱包运营许可证的公司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仅在2020年6月，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印尼金融监管机构）就向158家开展金融科技业务的公司发放了牌照。与此同时，印尼中央银行在2020年5月也向51家运营商发放了电子钱包运营许可证。

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有效地推动了金融业在印尼民众间的普及。根据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OJK）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5月，印尼民众申请贷款的金额同比增长了166.03%。OJK估计，目前印尼全国有约2500个借款账户（可以发放贷款的银行账户）以及654200家发放贷款的机构。

从C端看，使用电子支付的交易额也创下新高。根据印尼央行统计，2019年全年，印尼通过电子支付达成的交易笔数高达52亿笔，同比增加了79.3%，交易总额达到了约100亿美元，而2018年的交易总额仅为32亿美元。这样的增长得益于大量玩家涌入金融科技行业，带给储户和企业更多的选择。

近两年来，在印尼，除了占据半壁江山的小额借贷机构外，各类外劳汇款（印尼有大量民众在国外务工）和保险机构也蓬勃发展。尽管当下防疫形势严峻，但印尼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却逆势上扬，赢得了更多投资人的青睐：P2P机构Investree、保险金融平台Qoala和专做中小型企业借贷的Akseleran都获得了数量可观的投资。

疫情对印尼乃至东南亚的金融科技行业来说，都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疫情期间，印尼政府要求民众居家并进行社交隔离，在这几个月期间，包括OVO和Gopay在内的电子钱包产品又收获了新的流量和稳定客群。而印尼金融科技行业协会AFPI近期数据也显示，印尼全国封城期间，企业借贷，尤其是中小企业借贷的笔数和交易额都有明显增加。

中国玩家跑步入场

印尼飞速发展的金融科技赛道也吸引了中国投资者的目光。阿里旗下的蚂蚁金服（现已更名为蚂蚁科技）就投资了该国最大的电子钱包平台之一Dana。有了阿里巴巴的输血，Dana大举扩张，市场份额逐步提升，并与巨头Bukalapak和Lazada开展了合作。

总部位于雅加达的Akulaku去年也从蚂蚁那里获得了4000万美元的投资。追根溯源，Akulaku本身就是一家中国公司，创始人李文博早年是平安信托的投资经理，2015年创办了这家专门面向海外市场的消费金融平台。

另一家得到中国科技巨头注资的机构是Oriente。Oriente总部位于香港，由原陆金所CEO Hubert Tai创立。联合创始人包括前Skype联合创始人Geoff Prentice和UBS前经理人Lawrence Chu。

Oriente在东南亚市场有三个主攻方向：在印尼，Oriente和Sinar Mas合资建立了Finmas。在菲律宾，该机构与菲律宾财团JG Summit Holdings成立了Cashalo。在越南，Oriente则选择和Finzi合作。

公司沿袭了陆金所在国内发展的一贯策略，不搞自主创业，而是选择和当地优质的企业合作。公司计划充分挖掘各个主要市场的中产阶层客源。

与此同时，其他中国公司也开始入局东南亚金融科技市场，腾讯和京东在2017年先后投资了Gopay的母公司Gojek。还有一些企业选择直接挽起袖子进场，这其中包括小米的金融板块Mi Credit，京东印尼旗下的JD Finance，以及平安旗下的消费金融平台OneConnect Indonesia，他们成立一系列关联公司，直接在印尼当地开展业务。

普华永道2019年发布的金融科技报告称，从宏观经济政策，社会经济结构等方面看，今天的印尼都和2013年处于互联网金融爆发前夜的中国极其相似。

不过，前赴后继奔向印尼的中国企业也不乏鱼目混珠之徒。2017年，中国政府开展专项治理，打击了一批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P2P平台。但这些平台并未就此偃旗息鼓，而是开始寻找新的“韭菜”。

在发现印尼这块金融科技的沃土后，不法分子也闻风而动，纷纷在印尼建立P2P公司。仅2018年，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就在印尼国内查处了100余家无牌中资P2P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偏远省份成了非法借贷机构、虚假借贷广告和财务欺诈的重灾区。

为了遏制非法贷款的蔓延，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携手国家警察、网络安全机构和印尼信息与通讯部组织了联合行动，一方面向民众宣传非法网贷的危害，另一方面加大对非法网贷平台的查处力度。迄今，当局共查封2600个非法金融科技公司。

未来：下一个中国？

尽管中国、印尼两个市场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两国金融科技企业采用的商业模式和经营方法却不尽相同。中国的金融科技企业更加注重开发短期消费贷款服务，面向没有信用卡的低收入群体。而印尼的金融科技公司业务板块更加多元，既有针对个人消费者的业务，也有针对中小微企业的专项贷款。

但不管怎样，中国在金融科技领域，尤其是to C业务的发展非常值得印尼企业学习，而印尼企业也在多个领域不断借鉴中国企业的成功经验，并加以本地化以适应印尼市场环境。

比如，在互助金融领域，基于印尼国内个人保险覆盖率不足3%的现状，一批类似“水滴筹”的互助金融企业涌现出来，其中的代表是印尼本地平台Kitabisa。

在个人财富管理领域，印尼有Ajaib、Akulaku等一批企业参考余额宝的形式，帮助新兴中产阶层理财。而Gojek旗下Gopay的Pay-later功能则类似花呗和白条，帮助成千上万的印尼消费者第一次享受到消费贷服务。这类消费贷一经推出，就在信用卡普及率极低的印尼大受欢迎，如今已经成为各个电子钱包平台的标配业务。

现在，印尼的金融科技产业发展极其迅速，但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这些全新的玩法基本上都集中在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而要想实现真正的“普惠金融”，印尼的政府和企业还要在下沉市场发力，让更多偏远地区的居民也享受到科技发展的红利。

下一集，我们将关注印尼的金融科技是如何在下沉市场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