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民、杨涛等行业专家热议支付国际化发展


2020-9-22 9:17

9月16日,由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金融科技50人论坛联合主办,社科院金融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作为学术指导单位的“国际视野下的支付行业发展与市场竞争研究闭门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支付领域是金融科技应用的高地,也是智慧金融发展的前沿。近年来,我国移动支付业务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新兴支付创新应用早、用户多、普及率高,但在国际市场上仍面临诸多挑战,如条码支付的国际标准竞争。我们还看到,在各国政府层面,普遍积极扶持本土支付行业的发展,如美联储在2015年发布《美国支付体系提升战略》,支持构建国家快速支付体系。从市场层面看,美国科技巨头脸书、谷歌、亚马逊、苹果等,以及支付巨头贝宝(PayPal)在移动支付业务发展上明显提速。与此同时,美国对我国互联网科技企业施压持续加,个别国家掀起对我国互联网产品“禁用潮”。

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下,在“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如何正确认识当前我国支付市场的竞争格局,推动我国支付服务机构持续提升创新能力,避免失去“先发优势”,在未来的全球支付产业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本次闭门研讨会,来自政产学研的专家学者,聚焦国际视野下的支付行业发展与市场竞争,分享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首先,在主旨发言环节,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时建中,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原司长陈静,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原巡视员李青分享了自己的思考。会议由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副主任董昀主持。

王忠民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首先肯定了我国移动支付的先发优势。他认为在中国市场当中,做前端移动支付的机构,和基于支付后端的金融链条都已经“长成”。

接下来,基于区块链的逻辑,他探讨了数字支付的相关问题。我国发展数字货币具备综合优势,可以抢占新的空间。同时区块链的逻辑是“支付即结算”,“交易即服务”。将“支付即服务”这一敞口的数字化,切出来做,实际上可以打破过去的支付中心化逻辑。基于此,海外当前“去中国化”,主要是为了打击我国移动支付中的算法优势,以防本国结算、清算中心发生转移,避免以人民币结清算以及外汇之间的兑换关系必须在中国机构、企业后台完成两种情况发生。

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为了保证我国移动支付保有优势,首先应当在制定合理标准的前提下,不断鼓励、支持机构创新。其次,我们要抓住5G的机遇,创新发展云服务,不断推进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发展数字化低成本跨境服务。同时,今天2B端竞争正在白热化,在2B端不仅要延续支付方面的优势,也要让后台向完备、充分、有效。这样,中国才可以在新的数字化分工体系中迎头赶上,保持可持续的创新性、成长性和竞争力。

时建中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时建中肯定了技术对金融的改变,提出在全球竞争过程中产生的竞争压力是中国支付行业成长的动力,并分享了对于支付行业的四方面看法。

第一,要解决支付行业法律上的风险,必须回到第三方支付的基本法律框架。第三方支付平台在交易中涉及到与银行、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法律关系,通过解读第三方支付本身的定性和定位,围绕第三方支付的所有法律关系,才能够清楚了解现阶段面临的法律问题。

第二,关于第三方支付业务流通解构,其中的法律关系必须足够清晰。第三方支付市场两头有银行,中间有结算、清算的通道,其中存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与资金开户行、中间通道、收款银行、消费者、商家之间的法律关系需梳理清楚。

第三,平台与平台之间的竞争产生冲突。时建中指出在平台之间竞争化的角度下,所有第三方平台致力于打造自己的生态链,在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过程中,商业化竞争加剧成为必然。

第四,包括第三方支付在内的金融市场是一个行业严监管市场。为进一步增强支付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标准话语权,监管部门应继续秉持包容审慎和竞争中性监管原则,为行业发展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陈静 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原司长

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原司长陈静指出,“全球化”是个别国家无法改变的发展规律。陈静从六个方面谈到了移动支付行业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为我国支付行业国际化提出四点建议。

其一,风险防控问题。其二,交易信息不透明导致的风险。其三,客户隐私保护。陈静指出,这一问题越来越紧迫,也越来越重要。其四,第三方支付清算服务有过于集中的倾向。陈静指出要促进公平竞争、合理竞争,从而促进社会更快更持续的发展。其五,支付清算机构的风控措施要随着应用的发展而进一步完善。其六,关于我国支付行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问题和思考。

陈静认为,为支持我国支付行业进入国际市场,国家层面应加强相关市场引导和部署,要先走一步,解决一些理论问题和方法问题。具体来说,第一,要充分研究和考虑国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尤其应当注意隐私保护的要求。第二,要充分研究国外不同文化社会的习惯、风俗。第三,要根据国人不同要求,切实完善支付产品的保障措施,使其更加完善透明,要让国外相关监管部门和社会充分了解其保障措施。第四,对国外同业或者国外相关产业、企业合作给予高度重视与充分研究。

李青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原巡视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原巡视员李青分享了支付业务的概念、第三方支付工具的现状和收付款业务的竞争,并且对中国未来支付行业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首先,完整的支付业务包括发起支付、收单、转接、清算、入帐、到账等。李青提出,考察竞争和垄断时需要考察每个环节的具体情况。同时,李青认为包括银联、网联这种居于中心提供网络型服务的企业,其存在一定是因为在商业模式上更具有合理性。

其次,李青提出,对现有第三方支付机构来说,一是其市场份额不够,难言支配地位;二是其业务开展也某种程度上依赖清算组织的存在;三是支出有刚性,收入难保证。因此,他们没有能力控制交易条件。

再次,李青认为现行支付行业中收付款服务格局是竞争的结果,每个企业都还将面临激烈的竞争。这种激烈的竞争是在互联网经济背景下对用户的竞争。用户的多归属性、支付工具的可替代性决定了这种竞争的长期性。

最后,李青建议推动第三方支付机构走出国门,同时在促进清算市场对外开放的同时,也适度重视对内开放的问题。

接下来,来自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研究部主任陆强华,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程炼,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程华,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院长、CFT50学术委员杨涛从不同的角度各抒己见。

陆强华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研究部主任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发展研究部主任陆强华认为,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要鼓励更高水平的创新,推动更加公平、开放的竞争,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全面提升支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

他指出,当前,我国支付产业有着市场广阔,公众认知程度高、科技应用创新发达、服务体验优质以及对业务二次开发程度较高等优势。同时,也存在全球化程度不够、同质化竞争以及产业整合度有待提升等不足之处。要进一步完善支付生态。坚持支付生态多样性,既要分层还要公平竞争,形成开放、包容、持续自我进化的生态体系。进一步平衡创新与安全的关系。加强在支付安全领域的投入,在基础设施、服务终端、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方面不断创新,推动市场有序竞争和规范发展,确保支付安全水平与服务体验、服务质量相匹配,使支付服务更加可靠、可信和可持续发展。

程炼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程炼分享了关于反垄断方面的三个理论问题。

第一,垄断如何判断,在支付市场上是否要反垄断。程炼提出,实体经济市场监管与金融市场监管有所区别,金融市场反垄断不能简单套用实体经济市场的经验。判断金融市场是否有垄断,可以通过判断实体机构是否利用了垄断地位或者禁用门槛而实施损害消费者行为的方法。

第二,程炼指出在诸如双边市场理论所描述的情境中,企业行为的福利后果很难简单地根据市场份额等一般规则确定,而需要根据当时条件进行具体分析,并且可能对于技术与市场参数高度敏感。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的规则制定中,“讲故事”的能力就非常重要。

第三,程炼提出“杂草”起不到好的作用,但是“杂草”的存在对于安全的金融生态也是必要的,否则会导致最坏、风险最大的、完全没有顾忌的机构进入市场,所以要考虑设计好分层监管的机制。

程华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程华以21世纪初期,日本的移动支付萌发早,普及发展慢为例,对比分析了中日移动支付发展或停滞的原因。

2007年,日本之所以出现“电子货币元年”,得益于:一、统一的技术标准;二、企业间的兼容合作;三、日本以定制机为主,卡机不分离;四、发展电子化的平台是日本最大的移动服务供应商,它开发了开放的支付平台,其上有自己和其他企业的电子货币。相比之下,那时的中国缺乏以上同等条件。

但在之后的十年内,日本的移动支付并未爆发式增长、迅速普及,程华分析认为,可能是以下原因:一、日本电子货币市场格局非常的分散;二、日本市场分散,缺乏具有整合能力的大型平台;三、日本第三方支付账户和商业银行账户并未打通,在支付这样一个庞大体系里边没有实现纵向连通。相比之下,十年后中国具备了以上同等条件,移动支付发展惊人。

通过中日对比,程华最后指出,市场上的分散竞争不一定会导致市场效率提升,但市场份额更高、更集中的情况下,有纵向的主导力和大品牌的存在实际上可能导致一个有效率的产品和市场发展。

杨涛 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院长、CFT50学术委员

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院长、CFT50学术委员杨涛指出在支付领域研究中仍有诸多没有解决的难题,尚未达成共识,并且在当前历史环境下,需要进一步从移动支付切入,提升支付清算体系在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要性。对此,杨涛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思考。

第一,重视支付清算领域的国家治理机制建设。其一,新形势下,需要在国家层面真正统筹推动支付清算基础设施建设,在跨部门工作机制上落实中央关注的重点;其二,如何对待支付治理和非支付治理的问题;其三,需明确支付清算国家治理的最终目标,是以支付服务消费者福利改进、有无价值增值等来判断;其四,如何协调国际层面的支付体系治理问题;其五,效率与安全的权衡问题需要重新系统梳理;其六,行业利益协调非常重要。

第二,当前仍需重视支付创新,虽然在支付需求层面已经满足较充分,但支付体系需要更高层面的创新,以避免失去过去的比较优势。整个支付行业的创新需要从过去的需求与应用拉动型,到现在真正推动技术驱动型创新,从而在国际竞争中获取真正可持续的竞争力。

第三,“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一方面,中国支付市场仍需坚持开放,在提升自身国际化程度的同时,才能更好地融入国际市场并增强自身综合实力;另一方面,“走出去”也越来越重要,在此过程中支付清算机构应当进一步优化自身模式,适应不同国际的支付生态特点,也需要国家政策、战略加以支持,如推动支付标准的国际化。

【尾声】

社会各方对新兴支付不仅保障了疫情时期各类“无接触”服务的供给,并且在数字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凸显了巨大价值形成共识。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下,期待我国支付服务机构持续提升创新能力,在未来的全球支付产业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行稳致远、展现中国科技力量。本次研讨会在热烈的学术氛围中结束,跨界交流将是金融科技研究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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